“恒产”诚然是身心的一种莫大安慰，然“物失所载，未足守也”，保有物质的富足又要始终不失自我，“恒心”之驭则必不可少。
“恒心”与“恒产”之论始乎亚圣孟子。孟子比较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之士与“无恒产因无恒心”之民，其言是对君主之仁的忠谏。他以此劝诫执政者常怀设身处地的思虑与对百姓温饱居业的关切。不只是“以民为本”的悲悯与智慧，孟子的理念更跨越千载，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不谋而合：物质的发展总是人们的“上层建筑”——精神、意识形态等进步的先决条件。假若最基本的生存都举步维艰，还要求更高的觉悟与恒心，确是违人本性的苛责。
值得推敲的是，古往今来，不乏“贫贱不能移”的仁人志士令人肃然起敬，亦可见腰缠万贯的富翁误入歧途。“恒产”与“恒心”得其一，并不见得另一者也手到擒来。
究其根本，关键在于恒产不止能激励人的恒心，也能诱导人的贪心和惰性。康德曾说：“人是目的，不是工具。”恒产即是实现目的的一种工具，而倘若错认恒产为目的，换言之以财产稳定的生活为终点，便往往酿成悲剧：如贪官污吏敛财聚权，利欲熏心，教贪心泯灭良知；如“啃老族”安于现状，拖累至亲，教惰性吞噬斗志。因而老子有言：“圣人为腹不为目。”恒产是为了果腹，非为满足眼光之虚荣享受，“以物养己”方为恰当态度，否则易陷入“以物役己”之困。
恒产如搭好房屋就可以消失的脚手架，但支撑整栋建筑的顶梁柱之位，必属恒心。恒产可作善始，克终还需恒心。
恒心是无形却至贵的恒产：对无恒产者，恒心许他赤壁畔的清风明月，许他缊袍敝衣也不失的书中足乐，许他“北海虽赊扶摇可接”的壮志。对有恒产者，恒心授他“富贵不能淫”的慎独，授他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担当，授他“万钟于我何加焉”的明辨。
揆诸当下，国家“脱贫攻坚”已见成效，发展教育、弘扬文化的各项举措亦有目共睹。集体精神建设的方针正是予民恒产后育其恒心的体现。社会发展至今，我们得以欣慰于曾经孟子忧患的恒产已成里程碑式的过去，也应为未来磨砺“恒心”的前路心怀任重道远的敬畏。且与时代共勉。
发表回复